数字革命赋能法律监督的进阶之路

——检察机关深入实施数字检察战略

制图/察画汇创意社 李春雨

翻开最高人民检察院数字检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23年度总结，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迎面而来——

1月，组织召开全国检察机关2023年数字检察工作视频座谈会，明确数字检察工作的职能定位和目标方向。

2月，组织召开“大数据法律监督方法论”论坛，并举办数字检察工作现场观摩学习活动。

6月，举办首届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培训班，对数字检察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模型应用等进行专题培训。

8月，组织开展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

10月，组织召开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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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最高检数字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导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实施数字检察战略，赋能新时代法律监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最高检数字办专职副主任翁跃强表示。

转变理念，检察官要增强数字思维

“模型的核心功能——追捕追诉漏犯漏罪已经比较完善。我们正在考虑如何延伸模型的功能，比如开展诉源治理、行刑反向衔接等。”春节假期刚过，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王雪鹏便盘算起了如何拓展模型的功能。

王雪鹏提到的模型是涉“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该院梳理办理过的“两卡”案件（非法出租、出售、买卖手机卡和银行卡案件）后发现，该类案件跨地域特征明显，一个诈骗团伙里的人经常被不同地方的司法机关抓获、审判。犯罪嫌疑人到案后经常避重就轻，对既往行为不予供述，容易出现漏人漏卡的现象。

为了有效利用分散化、碎片化的涉“两卡”犯罪案件数据，该院搭建了上述法律监督模型，将涉“两卡”案件的信息作为大数据来源，登记犯罪嫌疑人及上下游关联人员的公民身份号码、电话号码、姓名、昵称等，通过人工智能实现后台信息智能碰撞比对，实现关联案件的自动串并、提示、查询等功能，从而串联出电信诈骗案件的全链条。

2023年初，北京市检察院将该模型推广到全市检察机关应用。截至2023年底，利用该模型，北京市检察机关共发现跨区案件37件，认定贩卡团伙25个、追捕追诉漏犯124人。该模型获得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一等奖。

“大数据时代，检察官首先要转变理念，树立数字思维，有意识地把案件证据承载的信息，变成法律监督模型里的数据，实现证据到数据的转化，从而搭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王雪鹏介绍。

“推进数字检察战略，并不是要检察官掌握高深的技术，包括涉‘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在内的模型充分证明，检察干警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做好数字检察工作。”最高检数字办处长、二级高级检察官申云天告诉记者。

据悉，为进一步深化数字检察理念，过去一年，最高检数字办先后到22个省级检察院开展面向三级检察机关的专项培训并开展专题调研。最高检党组提出的构建“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数字检察工作模式深入人心。

个案到类案，大数据赋能促进社会治理

推动法律监督由个案到类案，由一域到全域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是深入实施数字检察战略的工作目标之一。

山东省龙口市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涉未成年人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时，发现存在犯罪分子吸食“笑气”（一氧化二氮）后侵害未成年人行为。该犯罪集团还利用“笑气”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此后，该院又发现多起刑事案件涉及“笑气”。

“‘笑气’是一种常用于医疗、工业领域的危险化学品，吸食后容易让人产生幻觉。因为‘笑气’并未被作为毒品列管，且价格低、容易购买，成为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毒气’。”龙口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周丽介绍，该院利用从应急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交通运输部门等调取的基础信息，搭建未成年人“笑气”滥用监管融合履职类案监督模型，提取“一氧化二氮”“笑气”“销售”“运输”“吸食”“非法经营”等关键信息词汇，通过数据碰撞比对，获取异常数据，发现案件线索，随后进行刑事、公益诉讼检察综合履职，并向相关部门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目前该监督模型经山东省检察院推广，已在全省应用。”

法律监督的实践成果也推动了地方立法。通过层级汇报，当地检察机关向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修改建议，促成“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销售一氧化二氮”的条款写入《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申云天介绍，截至2023年11月，全国检察机关研发运用的模型已达6000多个，利用模型挖掘线索62.1万余条，监督成案13.8万余件，促进一批社会问题得到治理，“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的规模效应正在显现。

建章立制，推动数字检察工作做优做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数字化时代，数字检察工作如何规范发展？

建章立制是重要基石。过去一年，最高检数字办印发《数字检察工作联系点管理办法》，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各地开展数字检察工作；下发《检察机关共享执法司法机关数据清单》，指导各地做好执法司法数据共享工作；起草《人民检察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最高检各业务厅、各省级检察院意见。

数据整合是基础。如何获取数据信息？最高检数字办积极指导各省级检察院优先整合检察系统内部数据，实现检察系统内部数据的互联互通。在最高检指导下，各地检察机关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如湖北省检察院已实现与湖北省大数据能力平台、政法业务协同办案平台等平台的对接，汇集检察、政务、政法、两法衔接、互联网等各类数据约15亿条，并开展数据治理。

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是数字检察战略的关键。为积极引导检察人员增强数字思维、数据理念，提升数字能力，最高检数字办不仅举办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专题培训班，还组织编写出版了《数字检察办案实务指引》。北京市检察院积极争取市委编办支持，在全国率先成立综合业务部门数字检察部。

“最高检部署数字检察战略以来，取得的成绩令人欣喜。”长期关注数字检察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邢卫兵表示，他多次受邀观摩北京市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展示，调研数字检察工作。检察机关依靠数字赋能促进新时代检察监督工作提质增效，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希望检察机关能进一步完善数字检察机制建设，挖掘检察内部数据价值，打破数据壁垒，推广更多效果好、实用性强的法律监督模型，做优做强数字检察工作。”